作者：王术臻（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）

　　南朝士人普遍追求知识学养的尚武博综，以及信仰的刘勰多元化，次门士族刘勰尤其是精的影如此。《梁书》本传说他从小“笃志好学”，神对后来又“博通经论”，其风博览多通、骨论携程弥纶群言，尚武正是刘勰刘勰为学的特点。比如他自称是精的影孔子的忠实信徒，崇拜儒家五经，神对却又精于佛理，其风不废纬书。骨论刘勰的尚武祖父、曾祖父辈以“之”“仲道”“道民”“道宝”“灵真”等字命名，刘勰说明东莞（今属山东）莒县刘氏本是精的影天师道世家，刘勰在书中大谈《河》《洛》天文、《周易》象数、稷下阴阳学、养气、胎息、卫气等，应当与其家世信仰有关。还有，他主张写奏者必须“总法家之式，秉儒家之文”（《奏启》篇），说明他不废法家，有儒法兼综的思想倾向。

　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刘勰熟精《孙子兵法》，对兵家之道有相当深入的研究，因此他作《文心雕龙》时热衷于谈论军事、武力、征战这类话题。比如，他在《程器》篇说：“文武之术，左右惟宜，郤縠敦《书》，夸克故举为元帅，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？孙武《兵经》，辞如珠玉，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？”认为文才和武略，可以像左右手那样互相配合，文士也当习武。他在序言中提出文学应该为五礼、六典、君臣、军国服务，其中就包括文学应当服务于“军事”，他在《程器》篇又特别强调文士“摛文必在纬军国”，要求文士参与军事活动，担负起应有的职责。为此他特意作了一篇《檄移》，详细讨论这两种军事文体（尤其是檄），要求文士掌握其写作规范和要领，在征战中发挥作用。萧统编纂《文选》只选了五篇檄文，仅仅是备其体而已，而刘勰则设专篇对檄文进行全方位研究，并且将其排在讨论帝王政令文体的《诏策》篇之后，显示了他对军事武功的高度重视。

《文心雕龙》书影。资料图片

　　一

　　宋齐之世，出于避祸的需要，宗室大臣大都避免介入、谈论武事，社会风气普遍尚文轻武，而刘勰则公开提出士人“习武”论，或许这并不是他不知诫惧，而是他固有性情和偏好的自然表现。刘勰这种“尚武”意识的养成，离不开家世门风和地域文化的长期熏陶。

　　莒县刘氏世居京口，这一点对于了解刘氏家族的汽车之家出身和品性十分关键。京口一地，地广人稀，田多恶秽，经济不发达，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，处于拱卫建康、沟通南北的枢纽。东晋以后，京口成为北府兵的发源地，为南朝数百年武力之所出，是关乎南朝政治走向的极为重要的军事重镇。

　　南朝史乘称永嘉末年由中原流徙南来者为“楚人”，吴人又称包括淮南楚子在内的北人为“伧”。伧楚过江，大都停留居住在京口。晋成帝咸和年间，郗鉴以江淮伧楚充北府之兵，是最早以京口为根据地的北府镇将。后来谢玄组建的北府兵是此前溃散的北府武力的重新集结，淝水之战以后，北府将领刘牢之成为实际掌控者。东晋元兴三年，刘牢之的司马刘裕在京口重组北府势力，主力主要来自徐州、兖州，如刘裕、刘道规、刘道怜、何无忌、徐羡之、虞丘进、檀凭之、孟昶、向弥、刘毅、刘粹等，都住在京口，因此北府兵集团可以名之为“京口伧楚集团”。

　　莒县刘氏也是居住于京口的北来伧楚。刘勰的从曾祖刘穆之，经北府兵将领刘牢之的外甥何无忌推荐，被刘裕招为府主簿，加入了北府集团，成了北府将领之一，奠定了刘氏的政治基础。刘裕在京口起兵，刘穆之助刘裕平定京口，平桓玄，又从刘裕征广固，还拒卢循，幕中画策，决断众事；刘裕北伐，刘穆之内总朝政，外供军旅，是一个文武兼备的杰出人物。刘氏第二代人物也多为武将，如刘穆之次子刘式之从刘裕征关、洛有功，封德阳县五等侯，追谥征虏将军。元嘉二十七年，宋军大举北伐，刘勰的从祖刘秀之节度杨文德、刘弘宗，震荡汧、陇，进号征虏将军。总之，莒县刘氏在晋末宋初以武功显，堪称将门世家。

　　京口北府兵以骁猛善战著称。比如《晋书·刘牢之传》说谢玄招募“劲勇”，刘牢之、何谦、孙无终等都以“骁猛”应选，谢玄以刘牢之为参军，领精锐为前锋，“百战百胜，号为‘北府兵’”。又如《世说新语·捷悟》引《南徐州记》说：“徐州人多劲悍，号精兵，故（桓）温常曰：‘京口酒可饮，箕可用，兵可使。’”“骁猛”“劲悍”是北来伧楚的性情标签，是军队强大战斗力的源泉，这一地域的彪悍之风逐渐被带动起来。《晋书·祖逖传》说祖逖居于京口，“宾客义徒，皆暴桀勇士……此辈多为盗窃，攻剽富室”，因此史臣评价祖逖的为人说：“原其素怀，亦为贪乱矣。”可见伧楚祖逖及其部下本质上是一批不守礼法的豪侠。最早组建北府兵的郗鉴也是这类武人，比如《真诰》卷八说郗鉴“无辜戮人数百口，取其财宝，殃考深重”，这种行径与祖逖武人集团的贪乱作风无异。

　　京口的地理环境、军事地位、伧楚武人集结等因素，决定了此地不适合发展风流雅致的高门士族文化，而容易养成尚武之风和暴力性格，莒县刘氏就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，因而北府兵的这些做派和习气也深刻地影响了刘氏家族。从《宋书》刘穆之、刘秀之两传可知，刘氏家族中不乏粗犷狠戾、不守礼法、贪恋财货之人，比如刘穆之生活奢豪，长孙刘邕性嗜酒，曾孙刘祥性韵刚疏、轻言肆行等，这些行为颇能体现“豪右武人”的性格特点。刘勰的从祖刘秀之心力坚正，善于为政，品性较为端正，却是“野率无风采”，体现了尚未进入文化士族阶层的将家子的本色。

　　总起来看，东晋以后的莒县刘氏第一代人物刘穆之起家北府将领，刘氏家族人物身上普遍潜流着武人血脉，具有先天的刚猛粗豪之气，与高级士族的美容姿、善举止、儒雅风流的风范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　　刘氏门风的这种底蕴，在第三代、第四代人物身上仍然保留着。《魏书·李琰之传》记载李琰之出身于陇西李氏，从父李冲是孝文帝时的宰相，李琰之虽然以儒学为业，却常对人说李氏“家世将种”，自己“犹有关西风气”。陇西李氏到李琰之这里开始由武转文，但家世将种这种刻在骨子里的风习是不易祛除的。莒县刘氏的尚武精神与此相似。刘勰的从伯父刘岱为儿子取名“希文”“希武”（见刘岱墓志），就反映了刘岱在偃武尚文的潮流中，不愿意完全放弃家族的尚武传统。在刘勰身上，我们也能看到这种试图调和新旧价值观念的心理，他倡导“文武之术，左右惟宜”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　　二

　　刘勰自伧楚将门而出，又受京口尚武风习的陶染，其气质、言行不免濡染劲健刚猛的色彩。从他的文学思想中，我们也能体认出这种风范特质，比如他的“风骨”论。

　　《风骨》篇的主旨是讨论如何克服文章因藻采滥用而导致的“有辞无体”之弊，提倡刚健而有生气的文风。此篇赞语总结说：“情与气偕，辞共体并。”“体”“气”二字是理解“风骨”内涵的关键。

　　关于晋宋以后文学的弊病，刘勰在自序中说得很明白：“去圣久远，文体解散，辞人爱奇，言贵浮诡，饰羽尚画，文绣鞶帨，离本弥甚，将遂讹滥。”辞人出于逐奇心理，过分修饰语言，削弱了表意功能，导致文章有“辞”而无“体”，背离了圣人为文的初衷。他在《总术》篇总结近代文章的嬗变，也是着眼于这一点：“凡精虑造文，各竞新丽，多欲练辞，莫肯研术。”过于整饰辞藻，追逐“新丽”，必然会忽略筋骨脉络的通盘经营，导致文章支离破碎，构不成大体。

　　刘勰的“风骨”论就是针对这种语言困境而提出来的：“若丰藻克赡，风骨不飞。”“若瘠义肥辞，繁杂失统，则无骨之征也。”一篇文章只有繁杂的辞采而没有浑然的整体，就是无“骨”。为了力挽“文体解散”的颓势，刘勰反复申明作文应当“体要”。如《风骨》篇说：“《周书》云‘辞尚体要，弗惟好异’，盖防文滥也。……学者弗师，于是习华随侈，流遁忘反。”辞的功能是达意，也就是“体要”，为文者一旦“习华随侈”，也就放逐了这个基本功能，消解了文章的本义。若文能体要，也就同时具备了“骨”，有了骨体，当然也就有了“气”，“气”的充盈动荡就生成了“风”，所谓“意气骏爽，则文风生焉”。因此，刘勰就由论“风”转到了论“气”，他不惜笔墨，援引了曹丕“文气”论的要点：文以气为主，建安文士孔融、徐干、刘桢的文章都是重“气”的，意在说明他所谓的“风骨”其实就是“气骨”。

　　于是剥落浮藻、具备“气骨”的文章就形成了刚健飞动之美：“是以缀虑裁篇，务盈守气，刚健既实，辉光乃新，其为文用，譬征鸟之使翼也。”“鹰隼乏采，而翰飞戾天，骨劲而气猛也。唯藻耀而高翔，固文笔之鸣凤也。使文明以健，则风清骨峻，篇体光华。”骨鲠刚健、体气充盈、辉光振耀，这就是刘勰追求的艺术效果。刘勰使用“征鸟”“鹰隼”“鸣凤”等象喻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在《原道》篇使用的“龙凤”“虎豹”，这些意象共同指向“刚健”“威猛”“活力”“气势”之义，其精神意趣可见一斑。

　　文学上的“刚猛”之风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冲击力，与武人的气类显然是相通的，刘勰虽然不是纯粹的武人，但他追求文武兼资，内心仍然激荡着将家子的血气，“风骨”论不过是其性情气质在文学思想上的反映。因此，讨论刘勰“风骨”论生成的原因，不能仅仅归结到儒家“刚健笃实”的气质，还应当顾及兵家的“骁猛劲悍”之风，甚至法家的“壮气”，这也是由刘勰学养结构的驳杂性决定的。

　　当然，刘勰倡导“气骨”，其动机绝不止于革除文学之弊而已。实际上，文风的背后关联着人物的性情气质，“骨劲气猛”的文学本体论和风格论，同时也是对人物风范的要求。刘勰所处的时代，士人的体格和人格都已出现严重的缺陷，这一点可以从《颜氏家训》中窥见大概：“（贵游子弟）无不熏衣剃面，傅粉施朱。”“肤脆骨柔，不堪行步，体羸气弱，不耐寒暑。”高门士族崇尚风流雅致，文弱到极致，转成病态，如此“骨柔气弱”之人，焉能经纬军国？以兵家、法家的刚猛之气来振拔当代士风，期望造就经世致用的文士阶层，这才是刘勰倡导“风骨”论的终极关怀，一部讨论文学的书，却以讨论文士品行的《程器》篇作结，其用意再明显不过了。

　　《日报》（2024年09月30日 13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