蒋赞初（1927年5月5日—2024年7月15日），江苏宜兴人，徐州先生中国著名考古学家、北洞历史学家，山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汉楚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荣誉资深教授、王墓鸣潮江苏省社科名家。掘蒋

2024年7月15日，赞初蒋赞初先生于南京逝世，口述享年97岁。历史

2016年10月4日，南京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对蒋先生开展口述历史访谈，徐州先生记录了蒋先生晚年对自己生平的北洞珍贵回忆。我们谨节选其中部分篇章，山西用以缅怀蒋赞初先生。汉楚

我的求学之路

1934年时，我七岁，在宜兴县城读小学，插班读二年级。紧接着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。宜兴的特点是教育比较发达，在外从事教育工作的人，因为战乱回到老家，就在宜兴办学，于是宜兴乡下一下子冒出来几十所中学。我就先读了高小，又念了初中，这时生活还比较平稳。

后来我来到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读高中。苏州中学的老师，怀着为大后方培养人才的信念，鼓励我们去大后方报考大学。一个班有一百十个人，我成绩在中上等，其中有三十几个人，包括我，一起突过广德的封锁线，就到了第三战区。那个时候，天不亮就起来，吃干饭，然后就走，要走105里。母亲留给我一个二两重的金首饰，我的一个婶婶就给我把这个蝴蝶型的金首饰缝在两只鞋底里，这就成了我唯一的财产。我们在路上，还真的遇到过强盗。到了安徽宁国，就有了第三战区的携程接待站，这就已经是小后方了。

到了小后方，我就停在屯溪附近考大学，一个月之后就录取了。我被录取到迁在长汀办学的医学院，学制六年，但是试验器具（白大褂、听诊器）和洋装书刻本都要自己买。当时，我就先在屯溪念公费的先修班，吃饭不要钱。我还记得，当时，每个菜必有辣椒，一礼拜有一次红烧肉，但是里面辣椒比肉还多。此后，直到现在我就不再吃辣椒了。那所学校还有一个优厚条件，就是前三名可以选任意一所国立大学读书。

当时，因为没有经济来源，我成绩还好，我就申请了师范生，师范生毕业之后必须为公立中学服务三年，但是免学费、零用金和制服费。我选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（教育学院）史地系，当时的系主任是缪凤林。报名之后，我又回到宜兴，住在叔祖家里，等消息。

我最终被录取到中央大学理学院的地理系。当时地理、地质、气象专业的学生集中在一个教室，学《普通地质学》《高等数学》等科目。《地质学》对我后来学考古有些帮助。当时中央大学有7个学院、39个系科，共四千多学生。时任校长吴有训亲自给学生上《普通物理学》——那时每个院系最重要的课都是系主任亲自上。

一年级，我们住在丁家桥（南洋劝业会旧址，当时归中央大学所有）。当时，农学院、医学院和新生院在丁家桥，校址有上千亩。庆余年2第一年还发了制服、零用金，吃饭伙食也还好。可是到了第二年，通货膨胀、物价飞涨，零用金就只够买一些袜子什么的。

我们宿舍是用抗战期间日本人的营房改造的，用双人床隔一下，住了一百多人。宿舍前门后门各有一个水桶，用来小便。考上中大的，家境都未必太好，哪有什么东西，我当时就只有一个藤条箱子，一个热水瓶，放在床下面。

当时中央大学有规定，一年级念完之后，可以自由转院系。和我住在一个宿舍的，有个历史系的同学王德鑑，在他的影响下，我转到了历史系。转系时，地理系主任任美锷想要挽留我，但我说理科基础不好，最终坚持转到了文学院历史系。当时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是贺昌群，他出面邀请柳诒徵先生的学生向达来讲课。向达来讲的是“西域考古”，我受到了他很深的影响。当时白寿彝还是青年学者，也来中央大学讲“民族史”。

这样，解放前我就念了三年中央大学，一年地理系、两年历史系。念到第四年时，就解放了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蒋复璁先生的儿子蒋祖安邀请我一起去南京博物院工作。

彼时故宫博物院的南迁文物，存在南京朝天宫的地库。故宫文物，战时归中央博物院管理。解放后，一部分精品运回了北京，留下了二十万件。解放时，故宫博物院吴忠超院长曾和曾昭燏有过信函，将故宫文物交给南博管理使用。其中，藏传文物、西洋钟表等都很有特色。

我在南博工作了七年。在南博工作时间里，我主要是搞六朝和史前考古。蒋南翔主持高教部时期，大学学习苏联搞专门化、搞五年制，南京大学考古学科也朝着专门化方向发展。当时，先是曾院长讲《考古学通论》、《秦汉考古》，后来梁院长讲过，1956年我也讲过一次。1957年，我就正式调回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。

二、发掘北洞山汉墓

发掘北洞山的时候是1986年，我已经59岁，是最后一次带队进行墓葬实习，接触下淮河以北的墓葬。此前，我没有正式主持发掘过北方墓葬。

彼时，北洞山汉墓已经敞口了，关于这个墓葬还有没有发掘价值，学界存在很大争议。很多学者认为，主墓和附属建筑，是两个残墓，老百姓都进去过了，很难有大的发掘成果。南博也认为没有发掘价值，徐州方面则当作一般古迹保护。

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它曾被盗掘就放弃，我认为，只有做了工作才能发现它的价值。我的意见是，一、石室墓墓葬建筑总还在；二、盗墓一般不盗墓道，因此总还有些遗存。

在墓葬正式发掘前，我带着我的两个研究生（魏鸣和李晓辉）先行去了一个礼拜。去了之后，我们就下到墓道去看看。甬道外面有两个耳室，有中心柱、四坡顶。后面发现是钱库，有秦半两、汉代的八铢半两和四铢半两。塞石抽掉了右上角一组。我们用四节电池的手电筒探照，整个墙面上髹漆涂朱。前堂的东边有甬道，有两个厕所。我觉得很稀奇，有特点，此前不常见。爬出来的时候，看到塞石上面有牛鼻孔。我们怀疑，西汉末年赤眉起义，盗墓的时候，是用耕牛拉塞石打的孔。传说，农民刚进去的时候，前堂里面的陶俑站得整整齐齐，农民有的带出来，摆在家里供起来，后来因为村干部的要求，才打掉了。

北洞山的附属建筑很特别，在墓甬道前的一侧，很个很陡长的通道。

魏鸣画图技术好，我就让他带上画板，我们每人带一支手电筒，头朝上、脚朝下地滑下去。魏鸣下去，只听得扑通一声，几分钟都没动静。我心里担心魏鸣，但是自己也停不下来。停下来之后，我也蒙了几分钟，魏鸣划了一根火柴，很快灭掉，说明下面缺氧。打开电筒，看到地面上有一些箭头——后来这间叫做仪卫室。这间堂往里走，有隔墙，里面有蹲坑。另外一间，用电筒一照，有铜锈的痕迹。再往前走，里面有一道隔墙，发现很漂亮，地下是坍塌了的漆器，上面有彩绘云气纹。到了第三进，看到一个井栏，下面没有挖深，里面有厨房灶间，一共三个厨房。还有“凌阴”，看起来深不见底。最后一进南头，有小半间屋子的木炭。这个时候，魏鸣已经把图勾出来了。我说，前所未见。我们也慢慢适应了底下的环境。绘完图，我们就上来，没想到上来更艰难，魏鸣走在前面，后来才发现有十一蹬台阶。我的头还在石头上碰了一下，民工们就开玩笑说，“南京来的蒋教授一来就把石头碰个缝”。

北洞山汉墓发掘前，几乎每个房间都有碎石头，我们先处理主墓室。

横前堂里面，发现了一些鳞片状的玉衣片，与满城汉墓不一样。《吕氏春秋》里面有记载“鳞施”，有玉衣，这就说明是诸侯王墓。

后室有很薄的泥，基本上是空的。整个墓室，到处涂朱，电灯一照，红彤彤的，很漂亮。连往厕所的甬道里面，也涂了朱砂。西侧室，乱石头特别多，个子大的都进不去，出土了一个玉熊。李莉和周崇云等人，戴了手套去掏一下，结果周崇云掏到了四个金带钩，人民银行来称，说值一万多块。领导们就高兴。东西侧室，又出了一些玉佩，蹀躞形的。每个门下面还有铁的封门器。有单齿，有双齿的。还有一些玉璧。玉具剑的剑饰。

甬道内的塞石，上面有用朱书写的尺寸大小，我看到的还有“二年”两字，我看到之后就让李银德找人来描绘，结果没有搞，后来慢慢就褪掉了。后面墓道里，散落的塞石下面，出土了铜的印章。

北洞山所处的地方叫洞山村，有上千户人家。小学生放学之后，就来玩，小学生手小，我就发动他们从石头缝里清理一些东西。主要是钱币，也有一些印章。早年是四颗，后来又发现七颗，总计发现了十一颗印章。

在甬道上，靠近附属建筑，有七个小龕。E1比较大，俑也高大，有50公分以上，身上写了“郎中、中郎”。后面的就是有背着箭匣，大概45公分。有彩绘。总计有222个俑，请北京方面修复，花了三万元。

主墓和甬道清理干净了。就开始清理地下附属建筑。如果是木椁墓，这应该是外藏椁的性质。第一室还比较容易清理。第二室我们组织女学生傅江、陈嵘去慢慢描绘。在宴会厅，发现十一个玻璃杯、小的石磬、铜铃，还有舞女俑，传说是被当地农民带了扁担进去打破的。

就这样，住在徐州做了很长时间的考古工作，有几个月。

1987年底，我接到去墨西哥的任务，1989年去墨西哥国立研究院讲学。我忙于准备讲学的文本，北洞山汉墓的《报告》就主要由李银德、邱永生负责搞。我又请了南博研究员级别的绘图师，住在徐州师范学院的招待所，参与编写报告。他们搞了一个多月，主要是林宗义和龚良绘图，其中建筑部分是龚良搞的。尽管《报告》把我的名字写在前面。但是出版之前，我也没再过目。

关于北洞山汉墓的定性，前面提到，是王侯级别的大墓。但是是谁的墓呢？

我的意见是，不要下论断墓主具体是哪一代楚王，但他们还是把结论写了。墓葬的大致年代是五铢钱发布之前（即汉武帝之前）。他们定下了结论——墓主是楚安王刘道。李银德、耿建军的意见是，驮篮山比北洞山早，但驮篮山的厕所已经有玉石栏杆了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提到，楚王山是第一代楚王墓，现在看来，从墓葬结构和出土器物方面判断，楚王山墓葬的时期应当偏晚，应该是后四代楚王墓（汉宣帝时代所封楚孝王的家族墓地）。

发掘时，我们住在洞山小学，这所学校坐东朝西向，背后就是桓睢石室。桓睢石室应该是楚王的王后墓。此外，后楼山还有一些陪葬墓。

其实，当时无论是徐博和南大，都经验不足。发掘工作整体上是由我分配、调拨，我先确定大的区域，再具体分配任务。因为我是最后一次搞墓葬发掘了，就很仔细。我们早年的学生，南大毕业的，邱永生经常在，李银德则隔几天来一次。

出土文物的保管，是个大问题。请小学安排了一间房，是一间安全、僻静的阁楼。我们请胆子大的男学生卢海鸣看管。

发掘开始后，《光明日报》的记者白建钢在工地现场采访，写了几篇报道，影响很大。后来，王冶秋先生的夫人高履芳，也讲了一些情况。《文物天地》最早刊发，1987年第2期的封面照片，就是发掘现场最早的照片。当时还没有评十大考古发现的传统，如果有，北洞山汉墓一定能评上。

三、守护千年古城

退休之后，我一度旅居美国。美国的博物馆，东方部主要是聚焦埃及、印度，对中国的关注很少。图书馆里面也多是中国近现代史，就很少有古代史的书。

但我怎么又回到南大搞起文物，发挥余热的呢？

南京大学的旧底子是金陵大学、中央大学。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创办人福开森，做了不少好事，保存了很多中国文物。2002 年南大百年校庆前，学校要成立博物馆，编辑了一个图册。清理南大的旧藏，总计有九千余件文物，其中大约六千件是福开森捐的。还有一些，是南大鼓楼北园的大墓出土的文物。

后来，科学出版社出了一本南京大学所藏文物《珍品图录》，校董捐款150万元，由当时分管文科的副校长洪银兴主持出版。我让出版社不要那么赶，搞得仔细一点，结果还是出现了一些张冠李戴的问题。我想做一张勘误表，但最终没能实现，我觉得很遗憾。

百年校庆，我已经74岁了，就又重新回来搞文物。此后又搞了十五年文物和老城保护。我、梁白泉、潘谷西都是中大前后的毕业生。现在我们被称为老城保护的三驾马车。我参与保护工作的主要项目有南京老城南、徐州汉代采石场等。我们还发现了六朝的皇宫遗址，最后也保护了一部分，原地提升，用玻璃罩起来，还曾经有外宾来参观过。

【整理者按】本文根据蒋赞初先生口述速记，未经本人审核。原稿约1万字，现摘录其中部分公布。

（南京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 武黎嵩 李昕垚 采集速记）

本文原发 南大口述历史公众号，经授权转载编发。